王建勋，1972年生，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法学学士、硕士以及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旨趣主要为宪政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译有《美国联邦主义》，著有《驯化利维坦》，编有《自治二十讲》，发表学术论文若干，并撰有大量时评文章。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以及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兴起，欧美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出现了一种突出和强调“群体身份”的现象，被学术界和政治家称为“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这种现象与同时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思潮合流，在当代欧美国家的公共舆论和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和强有力的影响，对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政治秩序形成有力的冲击。
那么，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是如何兴起的? 它们有着怎样的愿望和诉求? 其主张和实践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它们产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本文是探究这些问题的一个初步尝试，旨在对身份政治这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和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学理分析，考察其义涵和目标，辨析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有时笼统地讨论欧美或者西方民主国家，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在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最多元的西方民主国家，是分析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最佳样本之一。而且，随着特朗普当选，涉及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相关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造成的社会影响正在受到更多的关注。
人有各种各样的身份，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渴望自己的身份得到承认，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自身的尊严。在政治生活中，虽然一些身份会得到承认，比如，公民与外国人等。但在很多情况下，身份往往被“回避”甚至被故意“屏蔽”。这不仅是因为身份多种多样、五花八门，而且是因为公共生活以及政治共同体的维系，需要必要的共识、纽带和大范围的包容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关于身份的言论会不时地进入政治生活，但总体而言，关于身份的言论是比较隐性的，对政治生态的影响相对有限。
但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各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出现了身份意识迅猛觉醒的局面，各种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marginalized groups)都高举“身份”旗帜，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他们强调自己独特的经历、文化传统、语言文字或者风俗习惯等，尤其强调自己或者自身所在群体“受压迫”“受歧视”的历史。而且，他们认为，外人无法理解他们的经历和感受，无法体会他们受到的伤害。他们认为，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政策必须将每一个边缘化群体的独特身份纳入考量范围，甚至应该被特殊对待，否则，无法矫正历史上出现的“不正义”，无法补偿他们遭受的苦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份政治概念应运而生，并迅速波及社会的每一方面。应当指出，身份政治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准确的概念，或者说，它并没有明确的、公认的义涵。相反，它宽泛的义涵是指那些强调将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者政治化的行动或者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概念有点儿像大杂烩，或者说，它包罗万象，各种看似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都可以装进去。在美国，诉诸身份政治的群体主要包括——但不限于——黑人(非洲裔美国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LGTB)、印第安人(原住民)、穆斯林、拉美裔移民以及亚裔移民等。
1977 年，女权主义组织“康比河公社”(Combahee Ｒiver Collective)发表了“康比河公社宣言”，这是最早的身份政治宣言之一。该宣言强调黑人女性的独特身份和经历的重要性，对身份政治的出现和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宣言”指出，“毋庸置疑，黑人女权主义的起源也有个人的原因，那就是来自黑人女性个体生活中貌似个人经历的政治承认。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我们与男孩不同，我们受到不同的对待，比如，当我们被同时告知保持安静——既为了像‘淑女’一样，也为了使我们在白人眼中更不令人反感——的时候”。“这种对我们自己所受压迫的集中关注，体现在身份政治的概念之中。我们相信，最深刻也可能是最激进的政治直接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身份，而非努力终结别人的压迫。就黑人女性而言，这是一个特别令人反感的、危险的、具有威胁性的并因此是革命性的概念，因为显而易见，看看历史上所有的政治运动，任何人都比我们自己更值得获得解放”。
与早期的民权运动和承认政治相比，身份政治的不同在于，它强调其他群体(无论是主流群体还是非主流群体)必须尊重某个群体的独特性，而非要求某个群体融入主流群体或者得到主流群体的承认。正如一位女权主义者指出的那样，“使身份政治与早期的、前身份形式的承认政治根本不同的是，它恰恰要求在以前承认得到拒绝的理由基础之上的承认:它要求女性群体、黑人群体、同性恋群体本身得到承认。这种要求不是基于共同的人之特性融入‘普遍人类’之中，也不是‘不管’一个人的不同之尊重。相反，它要求的是对一个不同的人之尊重”。
早期的民权运动只是要求在法律上被平等对待，并没有要求人们承认边缘化群体的独特性，没有拒绝主流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没有试图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但后来这些群体发起的各种社会运动，其理念和诉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强调，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身份，每一个群体都有独特的且常常是不幸的或者遭到歧视的经历，与主流群体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在他们看来，主流群体无法理解其苦难经历，无法与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认为这种隔膜是永久性的。
在很大程度上，身份政治的出现是一种对社会多样性的回应方式和态度。在支持者看来，在一个社会中，种族、性别、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多样性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多样性本身是一种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价值，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必须给予考虑，甚至应当优先考虑这种根本价值。比如，在大学招生或者雇员招聘的过程中，对学生或者雇员群体多样性的考虑，应该优先于对成绩或者能力的考虑。这种政策诉求导致很多国家推行所谓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在大学录取或者雇员招聘过程中对少数族裔——在美国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进行优待，降低录取分数或者预留配额等。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就教育“纠偏行动”的合法性进行过几次判决，但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身份政治的一些支持者通常反对自然属性(nature)，拒绝承认人的自然属性。比如，他们认为，男女性别之间的婚姻等都不是自然的或者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social construction)，都是可以改变的。这也是为什么变性群体主张，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就是什么性别，而非依赖于其天生的或者自然的属性。同样，同性恋群体也拒绝承认男性与女性的爱慕和结合是符合自然的，甚至认为这是人为制造的偏见，是长期实行传统婚姻制度的产物。
但不无吊诡的是，在渴望得到特殊对待的情况下，身份政治的鼓吹者又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尤其是在涉及种族问题时。比如，他们认为，“不考虑肤色(种族)”(color-blindness)的公共政策是错误的，因为肤色或者种族不会消失，有色人种的生存状况不会改变。所以，不应当回避肤色或者种族问题，而是应当强化肤色(种族)意识(color-consciousness)，通过积极主动的政策改善有色人种的社会处境。
多元文化主义几乎与身份政治同时登上历史舞台，其主张和诉求也大体一样，但前者更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强调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其支持者认为，每一个边缘化群体——非裔美国人、原住民群体、同性恋群体等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受到同等的尊重，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应该被主流文化吸收和同化，相反，它们应该与主流文化受到同样的对待，甚至得到特殊保护。因为长期以来，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的文化受到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压制，对这些群体的成员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应该通过制度化的手段矫正和弥补这些损失。
由于语言常常是文化的载体，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主张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的语言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不应该被迫学习主流语言，学校的教育应该为他们学习自己的语言提供便利和支持。而且，这些群体的宗教传统和风俗习惯等也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哪怕与主流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存在冲突。
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大都关注社会群体而非个人，即使谈论到个人，也仅仅被视为是某个群体的成员而存在。在他们看来，个人的经历和感受，离不开作为某个群体成员的身份特征，正是群体的语言、文化、社会地位等造就了个人的独特经历。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体之间的差异，而是群体之间的不同。
而且，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总是把边缘化群体视为“受害者”，认为他们之所以受到伤害，是因为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不公造成的，与这些群体的特质和历史无关。他们甚至认为，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压迫和被压迫、歧视与被歧视的历史，即主流群体压迫和歧视边缘化群体的历史，主流文化压迫和歧视非主流文化的历史，应当反思甚至否定这样的历史。因此，在他们看来，必须改变现状，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从而才能改变这些群体的社会处境。从政治哲 学 的 角 度 来 讲，身 份 政 治 和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受 社 群 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均等主义(Egalitarianism)等思潮的影响很大。社群主义对群体而非个人的强调，使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关注对象落实在群体。均等主义强调对少数或者弱势群体均等对待甚至优待的主张，赋予了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均等化和补偿倾向的政治诉求。经过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发展壮大，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但也令人担忧的影响。尽管它们的出现有积极的一面，比如，提醒人们关注边缘化群体的处境和提供改善办法，但是，它们的消极影响更加值得关注，值得认真考察，因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思潮正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挑战甚至摧毁美国秩序和自由社会的根基。
自民权运动以来，关心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或者少数群体，就占据了意识形态、公共舆论的道德制高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披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在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畅通无阻，所向披靡。任何对边缘化群体的微词或者批评都会遭到“政治不正确”的抨击，哪怕这种批评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任何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政府官员，如果敢于公开指责边缘化群体，那么轻则需要赔礼道歉，重则可能断送政治前途。
正是基于“政治正确”的观念，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主张，凡是具有歧视或者压迫边缘化群体意象的象征物都应该被销毁或者被取代。比如，在过去几年中，美国数十个地方和多所大学纷纷拆除了具有“政治不正确”意象的塑像或者象征物，尤其是美国内战时南方邦联将领或者支持奴隶制的人物雕塑。
2015 年，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拆除了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的塑像。2017 年，又移除了罗伯特·李(Ｒobert Lee)将军和阿尔伯特·约翰斯顿(Albert Johnston)将军的雕塑。杜克大学和纽约布鲁克林等地也移除了李将军的塑像。同年，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市决定移除李将军的雕塑，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和反抗议活动，并导致了暴力事件的发生。最终，雕塑被移除，以李将军命名的公园也改了名。
同一时间，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市移除了矗立在州议会大厦前面的罗杰·坦尼(Ｒoger Taney)塑像，他曾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著名的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中支持奴隶制。2017 年 8 月，包括时任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在内的一些民主党议员，呼吁移除国会大厦中南方邦联领袖人物的雕塑，称他们“应受谴责”(reprehensible)。
2017 年，耶鲁大学决定把卡尔霍恩学院(Calhoun College)的名字改成格丽丝·霍普学院(Grace Hopper College)，理由是约翰·卡尔霍恩( John Calhoun)是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奴隶制支持者。这位 19 世纪初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校友，曾经是 19 世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当过美国副总统、国务卿、参议员、众议员，甚至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之一。
耶鲁大学校长称，由于卡尔霍恩支持奴隶制的主张与“耶鲁的使命和价值”存在根本冲突，必须移除其姓名，替代他的是一位女性计算机专家和海军军官。据报道，自 2015 至 2018 年的短短三年里，至少有 110 座纪念碑、雕塑和象征物被拆除或者销毁，这样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正是这种“政治正确”的心理和观念，使得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表现出强烈的反历史倾向。在他们看来，既然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压迫与被压迫的历史，就应当与过去一刀两断，就应当彻底否定历史上的所有“压迫者”。但问题在于，这种倾向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动摇社会基础，为乌托邦的出现铺平道路。当佩洛西等议员呼吁移除邦联领袖人物塑像时，特朗普总统的回应是:“(今天要移除) 罗伯特·李、‘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下一个是谁? 华盛顿? 杰斐逊? 愚蠢透顶!”尽管特朗普的用语有些粗糙，但是道理难以反驳。仅仅因为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曾经为捍卫奴隶制而战，就应当让他们从历史中消失? 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人都曾经拥有过奴隶，是不是也应该被谴责甚至被从美国历史中排除? 参加1787 年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的55 位代表中，其中25 位拥有奴隶，而且不少还是决定性的人物，难道应该因此废除《美国宪法》? 众多缔造美国的领袖人物——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杰伊(John Jay)等都是蓄奴者，难道因此应该推翻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治正确”的保护伞下，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者对言论自由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在过去几年中，频繁发生阻挠批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大都是保守主义学者——在大学演讲的事件。比如，2017 年 3 月 2 日，知名保守主义学者、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研究员查尔斯·穆瑞(Charles Murray)，受学生团体的邀请在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发表演讲时，遭到大批学生的现场抗议和抵制，导致演讲不得不改在没有听众的房间里通过录像进行。演讲结束后，抗议的学生又武力阻挠其离开，导致该校的一名保护穆瑞的教授受伤。
2017 年 4 月初，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研究员、保守派学者希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Donald)受邀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发表演讲时，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导致讲座不得不在警察的保护下、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草草举行。仅仅 201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发生过若干起演讲被迫取消的事件，几乎都是因为一些左翼学生和教授的抗议和抵制。
面对大学校园里对言论自由压制的愈演愈烈的趋势，2017 年 8 月 29 日，28 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授联合发表了一份致大学新生的声明，呼吁学生“自己独立思考”(think for yourself)，不要盲从，不要屈服于群体思维(groupthink)。“声明”指出，在许多大学校园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公共舆论的暴政”(tyranny of public opinion)，不仅正在阻碍学生们对流行的看法说不，而且让他们认为主流的看法显然正确，只有极端分子或者古怪之徒才会质疑它们。“声明”发表后，又有数十位大学教授参与了联合声明。
随着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不断扩大影响，大学招生和雇员招聘过程中的“纠偏行动”正被普遍推行。很多大学都表示在录取过程中会考虑多样性和种族因素，即使不是通过降低成绩或者预留配额的方式。一项大学招生的研究表明，在实行“纠偏行动”的情况下，黑人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高于白人学生五倍，高于亚裔学生被录取的可能性更大。一个 SAT 考试分数为1250 分的黑人学生与一个 SAT 考试分数为 1560 分的白人学生有同样的录取机会。而在同样情况下，一个亚裔学生则需要更高的考试分数。正由于此，2018 年，亚裔学生对哈佛大学提起了诉讼，诉称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资料显示，1995—2013 年间，哈佛大学对黑人学生的录取率13. 2%、白人学生是 11. 1%、拉美裔学生是 10. 6%，亚裔学生则是 8. 1%。
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通过预留配额或者降低分数的大学招生做法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但并未禁止大学的多样性目标和种族因素考虑，因而，基于种族考虑的教育“纠偏行动”仍然普遍存在。而这种做法招致的最常见批评就是，它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反向歧视(逆向歧视)。在保护黑人和拉美裔学生等群体的同时，歧视了白人和亚裔学生等群体。“纠偏行动”的倡导者认为，实行这种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纠正有色人种以前遭受的歧视待遇，通过给予他们优待，给予他们补偿，改善他们的不利处境。
但是，这种主张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种“逆向歧视”并不能改变歧视的本质，通过一种新的歧视来纠正先前的歧视造成的后果，并不能证明这种新歧视的合法性，并不能证明不违反宪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大学招生过程中对黑人的优待，就是对白人或者其他种族学生的歧视。二是尽管历史上黑人遭受了歧视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那是过去的白人对过去的黑人的歧视。至少就制度性歧视而言，现在的白人或者其他种族的学生并没有歧视现在的黑人学生，凭什么要让他们对历史上的歧视承担责任?
或许有人会说，黑人现在依然在遭受歧视，因而应该给他们补偿。就观念、态度或者情感而言，黑人的确在很多情况下依然受到歧视，但这并非法律上或者制度上的歧视——诸如法律禁止黑人投票、上学或者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等，因而没有要求提供补偿的正当性。观念或者情感上的歧视可能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存在，而且绝不限于种族或者族群之间，比如，一个白人可能看不起一个黑人，但是，一个黑人也可能看不起一个白人或者一个黄种人，一个富人可能看不起一个穷人(或者反过来)，一个都市里的人可能看不起一个乡村里的人(或者反过来)等。
这种非制度性歧视是不能也不应当通过制度性歧视(反向歧视)提供补偿的，因为它不仅无法衡量给被歧视者造成的伤害，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歧视都是隐性的或者隐蔽的，外人——甚至包括受歧视者本人——根本无从知晓。如果非要补偿这种意义的歧视，则结果必然是更大的罪恶——推行制度性的反向歧视。改变这种非制度性歧视的办法，只能通过说服、教育和观念改变等办法进行。这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人类可能永远无法根除社会中的非制度性歧视，因为这可能涉及人性问题。而且，实行“纠偏行动”的一个政治后果是，强化了种族意识和种族身份，让不同的种族或者族群之间相互敌视，甚至可能重新回到种族隔离时代。
由于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文化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主张不同的文化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同样的尊重，因此，这种主张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走向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Ｒelativism)，而文化相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Moral Ｒelativism)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试问，如果某个群体实践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的文化，主流社会应否尊重并容忍这种文化? 如果某个群体流行包办婚姻的文化，应否尊重这种文化? 如果某个群体实践烧死丧偶妇女的文化，应否容忍这种文化? 如果某个群体流行弃婴文化，应否接受这种文化?
如果文化之间是平等的，为何继受英国文化的北美与继受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的南美之间差别如此之大? 就世界范围而言，拥有不同文化的国家为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表现得如此不同？
其实，文化之间并非平等，并非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文化常常与价值观念密不可分，不同的文化体现的是不同的价值观念，因而存在文明文化与野蛮文化之分，存在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别。先进的文化孕育了自由和繁荣，而落后的文化则导致了奴役和贫穷。多元文化主义的天然倾向是质疑和反对主流文化，反对白人基督教文化，认为那是一种压迫边缘化群体的文化。其支持者实际倡导的是文化分离主义(Cultural Separatism)，与主流文化产生切割和分离。一位学者对此这样评论:“在这个共和国(美国)，文化分离主义更像是一种时尚，而非一种严肃的建议。它不可能成功，但是，如果它成功了，对于那些它声称要帮助的人——年轻人、穷人和黑人——而言，它将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灾难。那不是一个‘赋权’的表现，而是一个阉割的标志。”
在某种意义上讲，多元文化主义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一味地倡导文化的多元，忘记了自由民主社会需要共享的文化基础，忘记了自由民主生活需要一种共同公共空间(common public space)的构建，或者毋宁说，多元文化主义恰恰阻止这种共同空间的建设。毋庸置疑，如果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获得了主导地位，则 400 年的美国文化将会受到重创，一旦美国文化不复存在，美国将不再是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在美国文化生活中不只是一个轻害”。
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恐怕是社会的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者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由于它们倡导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在经历、语言、宗教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强调主流群体与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离心倾向，甚至会造成它们之间的相互仇视。这种仇视不仅会导致边缘化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而且也会导致边缘化群体之间的分裂和冲突。
比如，黑人女权主义者认为，白人女权主义者无法理解和体会他们的独特经历和感受，因而不能代表他们的心声。虽然都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黑人和白人，或者，“被压迫者”和“压迫者”。鉴于此，与主流(白人)女权主义者相比，黑人女权主义者是一个更小的边缘化群体，他们是一群有着与主流女权主义者不同身份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诉求。同样，黑人同性恋者认为，他们与主流(白人)同性恋者存在根本区别。再比如，大学招生过程中的“纠偏行动”主要使黑人学生受益，但拉美裔、亚裔、阿拉伯裔学生以及女性、同性恋群体等均对此不满。他们提出的质疑是，凭什么优待黑人而非其他少数群体? 为什么不是各群体受到同样的对待?
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部落化，正成为一些民主国家出现分裂倾向的原因，它是一种休眠了多年的病毒，如今正变成“国际政治的艾滋”。比如，加拿大是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化的移民国家，曾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自由、和平以及发达社会的典范，但随着魁北克人对身份政治的要求——主张为了保存其语言、文化和身份而获得主权和独立，正面临着社会撕裂和分离的巨大压力。
而且，强调群体身份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不仅会造成社会分裂，而且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化和浪漫主义的历史叙事，因为一方面，它扭曲历史以满足社会激进分子和官僚的政治利益和诉求，另一方面，它对少数群体提供一种虚无缥缈的疗伤抚慰和精神鸦片。而这种精神鸦片正是乌托邦试验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泛滥的诱因，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无数悲剧和灾难。
在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学术界和社会政治实践中越来越受到追捧的今天，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Jr. )在近 30 年前提出的观点值得认真思考——“当族群起源不同、操持不同语言以及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们，居住在同一地区并生活在同一个政治主权之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除非一种共同的目的使其联结在一起，部落敌视(tribalantagonisms)会使其四分五裂。在未来的黑暗世纪中，文明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什么能让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
三、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根源：制度、观念与信仰短短几十年中，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几乎波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经济、教育、新闻、科技等领域俨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新主流”。它们的主张正在彻底改变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正在有力地冲击美国秩序和西方文明。任何一个对此存有忧虑的人，都不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为什么会出现? 或者，换句话说，它们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哪些因素造就了这样的思潮和观念?
毋庸置疑，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甚至不是过去这几十年的社会变化所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出现与西方民主社会在过去两到三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有关，涉及制度、观念以及宗教传统等诸多方面。首先，它们的出现与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诉求有关。众所周知，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逐步诞生的，其基本理念是承认和接受价值多元、宗教宽容以及语言文化多样性等。价值多元为不同价值观在自由民主社会的共存提供了基础;宗教宽容使不同的宗教或者教派在自由民主社会中得以和平共处，而且这种宽容逐步扩展到了其他领域;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则使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生活方式等共存在一个国家之中。
这一切都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虽然在一两个世纪之前，人们很难想象或者预见到它们的出现。它们之所以在 20 世纪之前没有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思潮，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自由民主社会中有一种主导性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种主导性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竞争和挑战。而且，由于社会的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没有任何群体试图去挑战主流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即使有外来者，他们也都想方设法地融入主流文化，而非强调自己群体的独特性。但是，在 20 世纪之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各个群体借着民权运动和各种“解放运动”的东风，在多元、多样性和宽容信念的庇护下，开始挑战甚至否定主流文化，并强调自己群体的文化独特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造就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正是自由民主制度及其赖以确立的理念本身。但是，反过来，它们又对自由民主制度及其赖以确立的理念发起了挑战。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悖论。当然，解决这一悖论的办法不应该是完全放弃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而是应反思其中的不足，改进其中的制度缺陷，用保守主义取代(现代)自由主义。
其次，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是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19 世纪末出现的进步主义思潮认为，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以私有产权、自由市场、有限政府等为原则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过时或者落后，应该用财产社会化、行政干预以及积极政府等来替代。这种思潮秉承进步史观，认为过去的历史是落后的甚至是压榨和剥削穷人与工人阶层的历史，因而主张通过大规模的甚至是激进的社会变革来推动历史的进步。尽管这种思潮引发的进步主义运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偃旗息鼓，但其影响至今都没有结束，今天的很多知识精英和民主党的众多政治家都带有深深的进步主义烙印。
与进步主义思潮相呼应的是大众民主，认为过去的民主是精英民主，参与政治事务的主要是精英们，而大众则被排除在外。大众民主的倡导者主张改变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让大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公共事务，发出他们的声音。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取消投票的资格限制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大众民主的支持者认为美国参议员的选举太过精英化，因为他们是由各州议会间接选举的。1913 年，美国通过宪法第十七修正案，将参议员由间接选举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美国国父们在制定1787 年宪法的时候，为了让国会两院之间相互制衡以及过滤民众的激情，煞费苦心地设计了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制度，却因不够民主而被改变了。如今，大量的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呼吁废除总统选举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理由同样是不够民主。
进步主义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方向和动力，而大众民主则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了机会和手段。在进步主义的感召下，边缘化群体致力于为了改变自身“被压迫”的命运而斗争。在大众民主的帮助下，边缘化群体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在知识界、新闻界和政界人士普遍在为边缘化群体鼓与呼的情况下，因着“政治正确”的庇护，事实上，它们正从边缘变为主流，正从弱势走向强势。
再次，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至上主义(绝对理性主义、唯理主义)和世俗化倾向也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欧陆启蒙运动主要发生在法国和德国，主张理性的无限性。理性至上主义者相信，凭借理性，人有着无限的认知和改造社会的能力，传统、习俗、道德、宗教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因而，要想获得解放，就需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摆脱这些桎梏的束缚。随着科学技术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多，理性至上主义者越发认为人类没有无法实现的目标，只要人们敢想，就一定能做到，一切只是个时间问题。这种科学主义带来的自负使人们更加坚信理性无限，甚至认为依赖理性和科技发展能从根本上改造人和社会。
正是受这种理性至上主义的影响，很多人认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任何约束，权利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从自由和权利的义涵中抛弃了传统、道德和宗教，使自由和权利等同于放任和恣意妄为。比如，他们认为，一个人有权利随意改变自己的性别，哪怕是反自然的，只要他(她)自己认同即可。他(她)甚至在第二天还有权利改回来。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什么性别，他(她)就是什么性别，无关乎性别属性或者他人的看法。再比如，他们理解的婚姻自由，就是只要两个人(也许有一天不止两个人)同意，即可拥有结婚的自由，无关乎他们的性别，无关乎社会传统、道德和宗教。
理性至上主义者天然地反对宗教，主张无神论。他们反对永恒的道德原则，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而这导致了社会不断走向世俗化，走向道德相对主义，为性解放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铺平了道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顺势兴起，并迅速波及各个领域。
最后，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对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的削弱，助长了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尽管民族国家使自由民主变成现实，但在全球化时代被认为是落后的制度安排，部分是因为它控制边境、限制公民身份等。全球化的出现使很 多 人 憧 憬 出 现 超 越 民 族 国 家 的 时 代，他 们 迷 恋 世 界 主 义(Cosmopolitanism)，主张开放边境(open borders)。加上人道主义精神的助推，大规模移民不断出现，欧美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接收了大量的移民。
但是，移民带来的国家认同问题正日益凸显。就美国而言，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欧洲，由于他们与美国人都信奉基督教和具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等，比较容易融入美国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移民则越来越多地来自亚非拉国家，他们不仅在语言上存在困难，而且在文化、传统、宗教等方面与美国人差异甚大，因而难以融入美国社会。
并且，早期的移民大都主动地接受“大熔炉”(melting pot)观念，愿意被同化吸收，愿意抛弃原先的身份认同，最终成为“美国人”。其实，自殖民地时期以来，作为一个接收了大量移民的国家，美国长期被视为一个高效的“大熔炉”，并且，正是美国提供的这种融合、吸收和同化的过程，才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族群起源、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在同样的法律之下，生活在同一政治共同体之中。
18 世纪中期，移民美国的法国贵族约翰·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克尔(John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的评论，生动地揭示了这个“熔化”的过程:“什么是美国人——这个新的人? 他或者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是一个欧洲人的后裔——因而那种奇怪的混血儿，你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找到。我可以向你指出一个家庭——其祖父是一个英国人，其妻子是一个荷兰人，其儿子娶了一位法国女士，这个人的四个儿子又分别娶了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妻子。他是个美国人，将所有旧有的偏见和习俗都抛在了脑后，从其拥抱的新生活方式、遵守的新政府及其所属的新阶层中，获得了新的偏见和习俗。通过被我们伟大‘祖国’拥入怀抱，他变成了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族群，他的努力和子孙后代有一天将会引发世界的巨变。”
这也是美国国父们的识见和理想，虽然在那个时候，黑人和印第安人问题还深深地困扰着他们。1787 年美国宪法序言中的“我们合众国人民”，正是这种政治理想的体现，尽管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种理想的实现。美国建国之后的国玺上的铭文是“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强调的是从多样性中找到一致性(共同性、统一性)，从而联合在一起。也就是说，美国的立国理念是在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得一致性，只强调多样性的社会无法避免分崩离析，只强调一致性的社会无法避免集权和专制。既保持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又追求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以达到多样性和一致性之间的平衡，正是联邦主义的精髓，也正是美利坚合众国强大的密码。多样性使美国保持了活力，因为各地可以进行各种大胆的尝试，一致性使美国能够达成社会共识，不会轻易分崩离析。
从美国国父们对待移民的态度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对“大熔炉”做法的支持。一方面，他们大都持欢迎移民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了接纳大量移民的担忧，强调要同化这些移民才能维系美利坚合众国。比如，杰斐逊担心大量来自欧陆专制国家的移民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移民可能会把其政府的治理模式和气质带到美国，甚至会传给子孙后代。出于同样的担忧，汉密尔顿指出，“一个共和国的安全根本上依赖于一种有活力的共同民族情感(common national sentiment)，依赖于统一的原则和习惯，依赖于免受域外偏见的影响，依赖于对总是与出生、教育和家庭密切相连之国家的热爱”。毋庸置疑，正是殖民地时代以来的这种“大熔炉”的理念和实践，使美国这个在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最具多样性的移民国家得以维系和强大。
但是，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正在挑战和背离这种“大熔炉”的理念和实践。身份政治的支持者要么否认“大熔炉”的存在，要么主张从“大熔炉”走向“文化马赛克”(cultural mosaic)或者“沙拉拼盘”(salad bowl)，他们意在保持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文化的多样性，反对同化和吸收。这种主张极大地强化了移民群体的部落主义(Tribalism)。正如一位学者所揭示的——“所有的美国移民群体都从其本来的根——在西西里或者爱奥尼亚岛，在爱尔兰或者古巴，以及在非洲——那里获取文化身份和一种精神力量准则。在憧憬这个摇篮时，他们也对自己的来源地浪漫化和充满偏见。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部落本能，任何参加过波士顿劲爆爱尔兰人嘉年华活动的局外人都能证明。”
美国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出现社会的分裂，是因为它比较成功地阻遏了部落主义的蔓延。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社会丰富性——对外国人而言如此明显，来自其部落的多样性。其凝聚能力——某种对应该做什么而达成一致的精神，源自那些部落拒绝将其文化差异升格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堡垒之意愿，而不是以牺牲其美国性——这种美国性给了他们一个广阔的共同基础——为代价，盲目迷恋使其与众不同的‘非洲性’或者‘意大利性’。”
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是一件想象力的集体作品(collectiv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这种想象力的形成绝不会终止，并且，一旦那种集体意识和互相尊重被打碎，美国性(Americanness)的可能性就会瓦解。如果说它们现在正在破损，那是因为过去20 年来的意识形态政治削弱了——在某些领域摧毁了——传统美国达成共识的能力，通过形成切实可行的妥协以满足社会需求而和谐共处。”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社会，接纳了大量的移民，但是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移民国家，因为早期来北美并对美国的传统和文化起到决定作用的那群人并不是“移民”(immigrants)，而是“定居者”(settlers)，或者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者”(colonists)。这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定居者”指的是一群人离开一个社会，带着共同的目的，通过某种公约或者宪章，去创建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共同体，而“移民”则只是从一个社会迁移到另一个社会，并不创建新的社会和新的政治共同体，他们的迁移行动通常是个人化的，并没有共同的目的。就时间上而言，先有“定居者”，才会有“移民”。美国国父们对于两者的区别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到了近来人们才混淆不清。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文化的核心是那些创建美国社会的 17—18 世纪的定居者的文化，它包括基督教、新教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独特的工作伦理、英语以及英国的法律和有限政府的政治传统等。正是从这种文化中，生发出了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和制度。后来进入美国的移民大多被吸收同化到这种文化之中，并对这种文化的发扬光大和改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根本改变，因为正是这种文化及其生发的自由制度吸引他们移居美国。
由于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旨在强调更小群体——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或者拉美移民等——的身份认同，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甚至摧毁对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是其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安格鲁新教文化(Anglo-protestant culture)，而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否认这种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根本重要性，否认它优于其他任何宗教和文化传统，甚至认为它具有压迫性的特征。
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即使没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也能够和平共处并存续下去，这是一种启蒙时代的古典国家观念。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样的国家难以长存，一个仅仅在地理上存在着共同性，而在文化、宗教、语言等方面都不同的社会很容易分化瓦解，正如历史上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消亡一样。托克维尔的研究表明，使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民主与自由在那里得以共融的是其独特的民情，宗教是其中的核心要素。
这种民情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英国，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传统。倘若没有这种独特的民情，北美殖民地恐怕与南美殖民地没有根本的区别，美国恐怕是另一个墨西哥或者巴西。
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的成员强调自己身份和文化的独特性，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应运而生。过去几十年来，它们逐渐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从边缘走向主流，从“政治不正确”走向“政治正确”，对社会变迁、政策制定和公共舆论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以及社会精英受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迫于“政治正确”的压力，除了为数不多的保守主义学者之外，鲜有人对少数或者边缘化群体提出公开质疑。然而，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社会秩序的冲击和威胁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政治正确”的庇护下，其支持者使用各种手段压制不同的声音，危及言论自由，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借用多样性的名义，大学招生和雇员招聘中的反向歧视愈来愈明显，美国宪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遭到曲解。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恐怕是社会的部落化或者巴尔干化，不同的群体热衷于捍卫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社会凝聚力下降，民族国家维系的文化基础受到削弱。
虽然，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是晚近的事情，但是其产生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以来的制度、观念和信仰。自由民主制度提供的社会环境——一个平等的、宽容的、多元的社会，使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唯理主义和世俗化倾向使传统、习俗和宗教遭到藐视，人们通过理性改造社会的信心无限膨胀。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的出现，使人们对民族国家产生怀疑，社会有机体的组织结构发生改变，“大熔炉”观念受到挑战，群体认同取代了国家认同。
无论如何，在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对其缺陷和危害进行反思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不及时走出观念误区和制度陷阱，美国秩序乃至西方文明的未来无疑将危机重重。
本文原载于《当代美国评论》（2019 年第 2 期），转自“时政国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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